美国手机群发短信平台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认为：“人类的两种基本交流方式：说话和走路，这两个功能自人类诞生就开始分割，直到手机横空出世。手机短信群发平台之前的一切媒介，即使是最神奇的电话，也分割了说话和走路、生产和消费。电脑和之前的一切媒介都把人拴死了，或拘束在室内，或钉死在椅子上，惟独手机群发短信平台 把人从机器跟前和紧闭的室内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正是手机的出现，实现了人类说话和走路的历史必统一，而人们，也因此可以随时承地参与到身体不在场院的言主事互动之中，完成信息的传递和获取。

 所以，从社会层面上看，手机短信群发平台不仅是对原有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和技术等重新分配，也涉及对原有传播格局的重构及社会话语权力的争夺。手机的普及和应用导致传播形态和传播格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变化，这使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进入思考与传播的系统中，从而削弱了传统大众传播工具在传播活动的垄断地位；同时，信息获取上的进一步均衡化，不仅有可能带来阅读与思考的平等，也有可能带来写作和表达的平等。这也就意味着，手机作为信息工具身份的兴起和普及，有可能改善和重组社会阶层的分布。而手机造成的“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使原本可能被常规的大众媒介过滤和控制的信息得以在人际传播网络中找到扩散的途径。与之相应，我们现有的传媒格局和传播理念也就需要有相应的变化与调整。因为通过手机短信群发平台进行的社会沟通，不仅在整个社会的传播实践上构成了一个交互信息交流平台，营造了一个以手机为载体的、连接社会各主体的公共领域，而且更有可能使每个人获得言论自由，获得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成为个体进而成为整个社会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助推器。有识于此，手机之于我们这个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社会，其已经显现并将持续扩大的积极意义也因此尤为值得强调。

 从传播学的理论层面上看，作为传播类型之基本构成的人际传播，其理论建设一直比较滞后。虽然，无论是米德的符号互动、霍曼斯的社会交换，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都能给我们诸多关于人际传播的理论启示，但迄今关于人际传播的比较系统化的理论依然阙如。诚然，建构这样的体系，既非本研究之所为更非本研究之所能，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在这方便略尽绵薄。人际传播，尤其是借助现代化的传播工具而展开的人际传播，在这个网络日趋强势、新媒体层出不穷的今天，其不同于传统人际传播的、区别于当下其他传播的特质该如何厘清和诠释，这本身已是人际传播发展至今必须进行探讨并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共在的问题。